黄克诚眼中的毛泽东（计庆功）
一
1922年夏天，黄克诚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毛泽东就在这年4月从长沙来衡阳宣传革命，并在那里演讲。黄克诚从同学处了解到毛泽东演讲的内容，觉得他讲的都是穷苦人的心里话，很受教育和启发。从此，黄克诚便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第三师范进步学生的活动。为北伐进军湖南作准备，中共中央指示湖南党的组织选送一批学生投考国民党的政治讲习班，在第三师范读书的黄克诚被选送，经过报名考试被录取。毛泽东是讲习班七个领导成员之一，在这里，黄克诚又听到毛泽东的几次讲课。黄克诚发现这位老大哥身着长袍，像个学生，但讲起打倒列强军阀的革命道理来却通俗易懂，道理深刻，引人入胜，不由得产生敬佩之情。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黄克诚离开北伐军回到家乡湖南永兴。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影响很大，湖南特委令湖南各县大烧大杀，想以此阻止敌人进攻。黄克诚认为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表示反对，不料却遭到严厉的批评。此时，湘南特委委员周鲁到井冈山传达湖南省委指示，回来路过永兴，大讲毛泽东也不赞成烧杀政策，黄克诚听了心里很高兴。
在以后的革命岁月里，黄克诚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对毛泽东扭转时局的几次军事指挥口服心服。他旗帜鲜明地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认为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是红军作战唯一正确的指导原则。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党内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愈加猖獗，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不断遭受损失。黄克诚对此痛心疾首，感到中国革命不能没有毛泽东。遂多次游说彭德怀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继续指挥反“围剿”作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黄克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深刻领会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战略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与敌人拼实力，主张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苏北根据地和西满根据地的创建与迅速发展壮大，即是黄克诚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典范。
二
黄克诚在多次亲身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领导的英明正确，毛泽东对黄克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正确建议和意见也热情给予肯定和支持。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受国民党的干涉，部队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后，政治工作大大削弱，官兵军阀习气滋长蔓延。黄克诚发现此问题后，当即写了调查报告由他人转送毛泽东，三天后，毛泽东代表中央复电，同意立即恢复军队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
1940年4月，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奉命率部离开太行山赴冀鲁豫，部队发展到二万余人。黄克诚认为这么多部队集中在一处，回旋余地不大，不利于今后发展。他致电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建议一部分主力南下向华中发展。数日后，即收到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指派黄克诚率部南下的指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奉命率主力由苏北向淮南津浦路西出动，会同新四军第二师部队，狙击桂系顽军东犯。新四军第二、第三师部队集结在津浦路两侧，等候半个多月，未见国民党军进犯。黄克诚估计：国民党军队正忙于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时还不大可能向我根据地进攻。而我军旷日持久地集结于津浦线两侧，势成守株待兔，却失去肃清根据地内残敌的有利时机。他和谭震林联名向中央发电报，建议将第二、第三师主力调回津浦路东，夺取铁路一段，牵制国民党军队；主力一部回师肃清苏北、苏中和城市伪军，创造连成一片的大块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当时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刘少奇将黄克诚的建议转告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赞同，要刘少奇电告华中局，“请你们考虑黄、谭意见，将三师部队抽调（或再加上二师一部）向东，肃清苏北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地位。以前（克诚）主张三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
在进军东北问题上，黄克诚多次提出正确建议和意见，均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抗战结束不到一个月，黄克诚敏锐地意识到，当下国民党军队鞭长莫及，正是我军进军东北、创建大片战略根据地的极好时机，便向中央发电，提出了《对目前局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建议“大部队进军东北，创建联成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至少派5万人，最好派10万人，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前去主持工作”。建议转报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赞同黄克诚的建议，电令黄克诚率三师主力35000人开赴东北。1945年11月25日，他率部到达东北锦州江家屯地区后，连夜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如实报告了部队所面临的战场、给养等方面的困难，建议我军暂不进行大规模作战，避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短期休整，消除疲劳，并利用国民党军队尚未完成战略部署而不可能立即向我大举进攻之际，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中共中央对他的建议表示赞许，毛泽东复电谓：“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嘱他同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商谈解决。不久，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
三
由于黄克诚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提出过许多正确意见，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克诚对毛泽东的英明正确领导也心悦诚服，但他并不盲从。他认为毛泽东做得不对的，敢于直抒己见，并在行动中加以抵制。黄克诚同毛泽东的政争，影响较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反对打“AB团”扩大化。在这次运动中，黄克诚也被怀疑有问题而被抓了起来，后在彭德怀的干预下才保全了性命，但他的师政治委员被撤。被误作“AB团”分子而遭错杀的师宣传科长何笃才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毛泽东过于任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了坏事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黄克诚觉得何笃才的话有道理，师政治委员被撤职后，他到寻邬调查打“AB团”造成的严重后果，如实向总前委汇报，沉痛地说：我们再不能搞自相残杀的蠢事了，否则，我们将变成孤家寡人。1931 年12月，总前委开始纠正肃反扩大化，要求“以自我批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苏区中央局还专门作出了关于处理李韶九的决议，决定给其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下放基层工作。肃反扩大化纠正以后，黄克诚又被起用，派到第一师担任政治委员。
第二次是在东北战场上建议撤守四平。1946年4月，马歇尔从美国返回中国，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已经明朗化。黄克诚认为，在此情况下，我军再固守据点已无意义，应当把大城市暂让出来，给国民党军队背上这个包袱。当时林彪指挥东北我军约10万人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黄克诚主张撤守四平，数次建议，林彪均未答复，遂直接致电中央。电报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了撤守四平的数条意见。电报发出后，中央军委一直没有回音。这场正规阵地防御战虽大量杀伤敌人，但我军伤亡也严重，最后不得不被迫放弃。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同黄克诚谈起四平保卫战，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回答：“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毛泽东见说不服黄克诚，只得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第三次是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反“左”。当时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庐山会议开始时，他在北京留守。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通知黄克诚参加会议，1959年7月17日，他和彭真一起上了庐山。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北、山东都有饥荒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往缅甸的人相当多。黄克诚意识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他得知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书”已印发出来，看来要受到批评，但他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觉得这是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即表示：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向反“右”，开展批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黄克诚迫于当时形势，违心地作了检查。
四
毛泽东逝世后，一段时间内某些人抓住毛泽东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黄克诚坚决顶住这股逆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长篇讲话，他义正词严地说：“毛主席去世，我深深地感到难过。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对他的感情是超越一切个人恩怨的。他成功了，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全民爱戴的英雄。不幸的是，主席晚年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驱使下，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但不管他晚年的失误有多么严重，后人还可以用大力量和长时间来补救。而主席已建立的功绩，则是无人可代替的。何况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典范。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而毛主席的著作则在理论上深入浅出，对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永远是我党、我国的宝贵财富。当然，毛主席的思想认识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对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我们不能要求他预见和解决。我们对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他的思想、著作，应有公正的评价，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利于下一代人的成长。”
